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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新:关于《新年问候:茨维塔耶娃诗选》

发布者: 古叶 | 发布时间: 2016-6-13 22:21| 查看数: 603| 评论数: 0|帖子模式

  王家新:关于《新年问候:茨维塔耶娃诗选》
    来源:时代周报

  《新年问候》的作者茨维塔耶娃被誉为俄罗斯的天才诗人,她在俄罗斯的地位和评价如何?

  茨维塔耶娃的“地位”早有定论,我自己更看重其他几位俄罗斯诗人对她的评价,如帕斯捷尔纳克,他早就看出了她那“黄金般无与伦比的天赋”,一生都在为之辩护,在其晚年也多次说茨维塔耶娃之死是他一生中最大的悲痛。还有布罗茨基,虽然他一直被视为“阿赫玛托娃圈子里的诗人”,但实际上茨维塔耶娃的诗对他作为一个诗人的成长影响更大,所以当有人问他“阿赫玛托娃常说20世纪的首席诗人是曼德尔斯塔姆。你同意吗?”他这样回答:“如果我们非得要开始这种讨论的话,那么不,我不同意。我觉得茨维塔耶娃才是20世纪的首席诗人。当然,茨维塔耶娃。”
  当然,我们很难在阿赫玛托娃、曼德尔斯塔姆、帕斯捷尔纳克、茨维塔耶娃这四位二十世纪俄罗斯伟大诗人中进行比较,从很多意义上,他们是一个整体。他们共同构成了一个神圣家族。对我而言,他们都是我所热爱和崇敬的诗人。只不过茨维塔耶娃对我更亲近,有一种我能切身感受到的亲密性。另外,她有一种更令人惊异的语言的爆发力,我猜布罗茨基所看重的也正是这一点。
  另外还应看到,茨维塔耶娃后期的创作已远远超越了俄国抒情诗的传统。比如她流亡法国后完成的《房间的尝试》、《新年问候》、《空气之诗》等,今天读来仍令人惊叹。布罗茨基就从更开阔的范围称《新年问候》“堪称是里程碑式的作品”。其实在他看来,茨维塔耶娃不仅在俄罗斯,在整个世界,都是一位“首席(premier)诗人”。

  茨维塔耶娃命途多舛,最后自缢而死。你认为茨维塔耶娃为什么会有如此“文章憎命达”遭遇?

  茨维塔耶娃一生忠实于自己,这就决定了她的命运。布罗茨基谈到过她对世界的反应方式就是“我拒绝”,她的英译者妮娜·科斯曼也这样指出“她也是脆弱的人类个体存在,她的极其艰难、孤独的命运,如我们所知,源自于她那绝不妥协的生命。”
  换一个说法,她本来是属于“另一个行星”的人,但却偏偏来到了这个世界上。这就是她的悲剧。如她的诗自我描述:“一头被捕获的狮子,毛发耸起”“堪察加的熊/不能忍受没有冰”(《这种怀乡的伤痛……》)。但是,也正是这样的悲剧造就了一个伟大的茨维塔耶娃!一般的女诗人敢于以“毛发耸起的、被捕获的狮子”来形容自己吗?这是一位多么有勇气、多么孤绝而又有力量的诗人!所以,我们不仅要看到她的悲惨命运,更要看到她给我们留下了什么,带来了什么。

  茨维塔耶娃说“我与我的世纪失之交臂”。她的诗歌几乎没有触及二十世纪的历史性事件,但又揭示了一个人面对庞大世界的悲剧感受,为什么有这样的精神力量?

  “我与我的世纪失之交臂”,但这也正是她得以“拥有”她那个时代的方式。实际上茨维塔耶娃流亡前后都经历了很多历史性事件,只是她拒绝对之做出表面上的反应。她说过诗歌就像祈祷,但是她不会把诗歌与宗教混为一谈,她当然关注俄罗斯的命运,但她更知道自己作为一个诗人的天职所在,那就是“服务于更高的力量”。她对这个世界的拒绝和不接受,本身就是一种审判。
  但这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正如布罗茨基所指出:“她的措词全无任何’悬空性’。……她在细节的精准方面超过了阿克梅派诗人,在诗行的格言性和讽刺艺术方面超越了任何人。她更像是一只鸟儿,而不是天使,她的声音总是知道怎样在事物之上提升,知道那里有什么,底部又是什么(或者更准确地说,底下缺少的是什么),也许这就是它为什么能不断攀升得更高的原因。”
  至于“诗人与时代的关系”,她说过这是一场“逼”出来的婚姻。她有过伟大的时刻,比如在《新年问候》中“我以塔特拉山来判断天堂”,但在更多的时候,她与世界的搏斗在彼此身上都打下了痛苦的烙印。正因为如此,她远远超越了她的世纪,但又成为它的一个标记。

  流亡时期的茨维塔耶娃在祖国是“没有书的诗人”。就你所知,在俄罗斯以外,诗人和评论家如何看待她的作品?

  她和其他那几位俄罗斯诗人在世界上都享有崇高的地位。他们被视为俄罗斯的良知,俄罗斯的苦难和希望。比如1993年伦敦诗歌节,其开场就是一个纪念茨维塔耶娃诞辰一百周年的专场,缪斯的竖琴发出了不可被再次冒犯的声音。
  茨维塔耶娃在西方的影响一直在持续。费恩斯坦就谈到一些英美女诗人“尤其被她情感的激烈和表达的残酷所打动”,不仅是女诗人,像沃尔科特等诗人也都满怀崇敬地写过献诗,希尼甚至说像曼德尔施塔姆、茨维塔耶娃这样的俄罗斯诗人在整个20世纪现代诗歌的版图上构成了一个“审判席”。
  这样的诗人在任何时代和国家都会找到她的读者的。1962年,策兰在巴黎读到茨维塔耶娃的作品后就深受激发,写下了长诗《带着来自塔露萨的书》,开篇就引用了茨维塔耶娃的“所有诗人都是犹太人”。而我相信,茨维塔耶娃的诗在我们的汉语中也会激起一阵阵“船夫的嚓嚓回声……”

  你何时开始接触茨维塔耶娃的诗作,当年的阅读体验是什么样的?

  我很早就读对俄罗斯文学和诗歌的翻译,尤其是诗人荀红军翻译的《跨世纪抒情:俄苏先锋派诗选》(1989),它不仅出现得正是时候,也几乎第一次将包括茨维塔耶娃在内的俄罗斯“白银时代”的诗人集中展现在我们面前。
  与茨维塔耶娃真正的“相遇”,则是在1993年初春的伦敦。我曾回顾过那时读到她的《约会》一诗英译本时的情景,从它的那个使我骤然一哆嗦的开头“我将迟到,为我们已约好的相会;/当我到达,我的头发将会变灰……”到中间的“活着,像泥土一样持续”,到最后的那个甚至令我有点不敢往下看的结尾:“在天空之上是我的葬礼!”——我读着,我经受着读诗多年还从未经受过的颤栗……
  这种经历,正如诗人佛罗斯特所说:“读者在一首好诗撞击他心灵的一瞬间,便可断定他已受到了永恒的创伤——他永远都没法治愈那种创伤。这就是说,诗之永恒犹如爱之永恒,可以在倾刻间被感知。”从此我也只能带着这样的“创伤”生活。正是在伦敦,我译出了《约会》一诗。也正是那“第一眼”,注定了这是一个要用我的一生来读的诗人。我在《新年问候》序文中也这样写了:“多少年来,茨维塔耶娃、帕斯捷尔纳克这几位俄苏诗人一直伴随着我。在我的生活和写作中,他们一直是某种重要的在场。有时我甚至感到,他们是为我而活着的——当然,反过来说也许更为恰当。”
  这就是为什么近年来我又回到对茨维塔耶娃的翻译。我不是一个职业翻译家,我的翻译首先出自爱。对茨维塔耶娃的翻译,就是一种对“早年的爱”的回归。它使我又开始了一种“燃烧”。

  在翻译中,你感觉茨维塔耶娃的作品有什么特色?

  《新年问候》中的“多少次,在教室的桌椅间:/什么样的山岭在那里?什么样的河流?”这也正是我在翻译时的感觉。茨维塔耶娃的诗中总是有那么一种一下子就击中你的东西,或抓住并提升你的东西;最强烈的感觉,则是那种她特有的惊人的爆发力,如《山之诗》的序诗:“一个肩膀:从我的肩上/卸下这座山!我的心升起。/现在让我歌唱痛苦——/歌唱我自己的山。”
  任何人读了都不能不为之震动,“一个肩膀:从我的肩上/卸下这座山!”这是怎样的一种力量!还有“那山就像是一声雷霆!/巨鼓胸膛被提坦擂响”,有谁这样歌唱过山吗?所以,当布罗茨基被问到何时接触到茨维塔耶娃的作品时,他举出的正是这首诗:“我不记得是谁拿给我看的了,但是当我读到《山之诗》的时候,觉得喀嚓一声,万物顿然不一样了。”

  将茨维塔耶娃的诗翻译成中文,你如何表现她的语言和思想风格?

  科斯曼希望她对茨维塔耶娃的英译“至少能够带来一些活生生的血肉,一些火焰。”我想这是可以做到的。困难就在于把握其声音并使一本诗选从头到尾下来都能确保其“声音的真实性”和清晰度。我应提供的,是一个能使中国读者“如见其人”“如闻其声”的茨维塔耶娃,这成为我的目标。
  另外,在中文世界已有众多译文并已形成某种“接受印象”的背景下,我首先要做的就是“翻新”。我尽量去译一些从未译成中文的作品,如这部选集中的绝大部分长诗。当然,这种翻新更在于语言上的刷新。有心的读者完全可以通过不同译本的对照感到这一点。这种刷新,其实还往往是一种“恢复”,即排除一切陈词滥调,恢复帕斯捷尔纳克在称赞茨维塔耶娃时多次谈到的语言的“纯洁性”。
  茨维塔耶娃特有的压缩性句法、跨行连续、出乎意外的隐喻方式,不可推测的节奏跳跃,等等,也对翻译提出了挑战。我看到一些译者试图抹平它的奇兀之处,让它变得通顺易解,而我的原则是,尽可能保留!甚至保留住那些谜一样不可解释的东西,因为正是它使茨维塔耶娃成为茨维塔耶娃。布罗茨基在谈论茨维塔耶娃时的第一句话就是:“首先,需要记住,是她的句法多么罕见!”
  人们在译介俄罗斯诗歌时似乎已习惯于去“渲染”,甚至添加上去一些伤感、矫情和滥情的东西,但是这与茨维塔耶娃心灵的秉赋和诗歌的特质不符。如她流亡巴黎期间写下的《这种怀乡的伤痛……》,这首诗很多人把它简单地视为“思乡诗”甚或“爱国诗”,中国现有的一些译文也把它译为《乡愁》、《我的乡愁啊》甚或《对祖国的思念》。其实这是一首无题诗,它的题目就是它的第一句。我的翻译,就是要排除这种廉价的煽情,而把她诗中更沉痛难言、更伟大也更深刻的东西揭示出来。
  此外,在透彻理解的前提下,在翻译中我也不时地冒胆在汉语中“替她写诗”,即在节奏、句法、用词和意象上做些“创造性”处理,但也是为了达到一种“更高的忠实”,或者用本雅明在《译者的任务》中的话说,使原作的本质得到“新的更茂盛的绽放”。也许每个译者的读解都不同,而我要做的,是译出我心目中的茨维塔耶娃,在这种意义上,我的翻译也就是我对她的“辩护”。

  茨维塔耶娃一生写有一千余首诗,目前译诗不及三分之一,在《新年问候》一书中,你选诗的标准是什么?

  “文学是靠激情、力量、活力和偏爱来推动的”。怎样来向读者介绍这样一位充满激情、创作数量巨大的诗人,这首先就是一个难题。据我了解,她的诗歌在英语世界至今仍无全译本(阿赫玛托娃的则有),这使我的翻译受到限制,比如我很喜欢《电线》这组诗,真想把它全部译出,但其英译本只是节译。
  我的翻译是从六、七种英译本中挑选的。“转译”,在我看来,这也不失为一种途径。像茨维塔耶娃这样的诗人,也完全可以通过英译来转译。即使直接从俄文译,也最好能参照一下英译。在英文世界有许多优秀的俄罗斯诗歌译者,他们不仅更贴近原文,对原文有着较精确、透彻的理解(说实话,正是因为读了其英译,我在一些从俄语中“直译”过来的译文中发现了比比皆是的理解上的“硬伤”),而且他们创造性的翻译、他们对原文独特的处理和在英文中的替代方案,都很值得我们借鉴。
  多年来我和很多中国诗人一样,关注于俄罗斯诗歌的译介。我们都受益于已有的翻译包括对茨维塔耶娃的翻译,但我们仍有很大的不满足。这种不满足,从根本上,如按本雅明的话讲,乃是出于对“生命”的“不能忘怀”,出自语言本身“未能满足的要求”,何况我们对茨维塔耶娃的翻译本身也远远不够,如她的许多重要长诗、诗剧、组诗和一些抒情诗都尚未被翻译过来。
  因此,我的选择和我的翻译本身,想要达到的是以下几点:1,一定要有不同于其他译本的独特面貌和“差异性”。我们知道茨维塔耶娃本人也是译者,她就认为是要与那些“千人一面”的翻译进行斗争,要找到那“独特的一张面孔”。2,刷新人们对茨维塔耶娃的认知,这不仅在于尽量去选择一些从未译成中文的作品,更在于语言上的刷新;我要尽量给人们提供一个“耳目一新”的茨维塔耶娃,换句话,使这个译本本身对中国读者成为一种“新年问候”。3,即使有些诗为重译,也一定要使它自身获得一种存在的必要性,能在现有的译本中为中国读者提供另一种新的、有益的参照。4,通过翻译,不仅要将茨维塔耶娃身上最独特、闪光的东西呈现出来,也要尽力将其最伟大、最有翻译难度的呈现出来。
  而这最后一点,也就成为我的重心所在。比如茨维塔耶娃献给里尔克的长篇挽歌《新年问候》,说实话,这是我遇上的最艰巨、最具难度的作品之一。其实该诗我以前已依据卡明斯基的译本译过,但他们只节译了少许几节,纵然清新动人,但却有点“偷巧”,远远未能展现其全貌、巨大的难度和份量。读到布罗茨基的长文后,我意识到这是一部多么伟大的作品,因此我抛开了已译出的那几节译文,依据科斯曼的全译本,也参照了布罗茨基的部分英译及解读,重新译出了全诗。不全力译出这部“里程碑式的”杰作,我想,我就对不起茨维塔耶娃!
  还有长达400行的《空气之诗》,这首奇诗完全像天书一样,也让人望而生畏(这就是为什么它从未被翻译进中文),但它却是茨维塔耶娃“无与伦比的天赋”最惊人的一次体现。它不仅展示了一次我们意料不到的精神冲刺,也在一个耀眼的“水晶刻度”上再一次刷新了诗歌的语言。因此我也必须全力把它译出来。
  总之,我自己首先要感谢这种经历或者说“冒险”,因为它使一个令人惊异的茨维塔耶娃渐渐展现在我面前。她不仅仅是那个“诗歌青春”的象征了,其生命的激情和勇气,心智的深奥和伟大,语言的天赋以及驾驭各种形式的巨匠般的能力,所达到的深度和高度,等等,都超出了想象。我只能感激,因为伟大作品对我们的提升。

  茨维塔耶娃的一生处在两种声音、两种真理、两种力量之间,不断与不幸的命运抗争,这种现实世界的体验是否贯通在她的文字世界里?

  是的,布罗茨基说过“茨维塔耶娃是’天上的真理的声音/与俗世的真理相对’这句话的基本注脚”,帕斯捷尔纳克也指出“同日常事物的斗争赋予她以力量。”
  这一切,当然都贯通在她的文字世界里。茨维塔耶娃对自己的写作是极其严格的,在她那里,一直有一个审判者,她要使自己写下的每一行都经得起良知的拷问:“你甚至用我的血来测定/所有我用墨水写下的诗行。”(《书桌》)
  对此,我们还可以延伸比较。如果说茨维塔耶娃是一个“朝向绝对”的诗人,辛波斯卡则选择了从绝对中后撤:她选择了尘世生活本身——“我总是第一个向它鞠躬”,理由就一点,在那高处“泪水会结冻”。她在对生活的“鞠躬”中找到了她的诗的角度和立足点,也找到了应对生活的智慧。但是茨维塔耶娃不一样。如借用布罗茨基的说法(他是在谈里尔克之死对茨维塔耶娃的震撼时说的),她带给我们的,往往是“直截了当的痛击”,而且这一痛击会“贯穿”我们的全部生命并“直抵童年”。从其开始到其结束,茨维塔耶娃就是这样一个诗人。

  你也是诗人,认为茨维塔耶娃的诗作对中国诗人会有什么影响?

  茨维塔耶娃的诗已对很多中国诗人产生过深刻影响,从早期的多多,到后来的一些诗人,如女诗人寒烟、池凌云、扶桑等等,都曾向她们的这位“诗歌姐妹”献上过诗篇。我相信在以后也会如此,茨维塔耶娃不仅会激励一些中国诗人坚持诗歌精神,而且其非凡的艺术勇气和语言创造力,也会对他们产生持续影响。总之,她会永远是一个伟大的艺术榜样。布罗茨基在谈到弗罗斯特、茨维塔耶娃、里尔克、阿赫玛托娃和帕斯捷尔纳克时这样说:“他们会成为我们的同时代人”,因为“没有什么曾像他们那样一直塑造着我们”,因为“他们创造了我们”。同样,我们也会不断地“创造”他们——以我们的翻译和创作,让他们在我们之中再次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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