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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最牛逼的一剑封喉的批判家”冯楚访谈

发布者: 冷巉 | 发布时间: 2012-5-27 14:54| 查看数: 587| 评论数: 14|帖子模式

《自由的奴隶》与《一个人的祖国》  

——诗人冯楚与《原野》文学的对话

   “我是真的爱上了我的祖国”

  刘彦均:首先感谢张辉先生邀请参加您的作品研讨会,只是我因特殊原因未能到场恭贺,深表歉意。但能得到您的诗集也是一件开心的事。可否借此谈谈您的作品研讨会以及您的跨世纪长诗集?谢谢。
  冯楚:先得谢谢你的真诚关注。当然,也得感谢你说的张辉。他就是诗人南岸,早期武汉新诗实验滚动主义发起者,是很能滚动的一个人。凡到过武汉混的那批第三代诗人,都与他有个耳濡目染的交往。这次交流会上,他是提前一个星期写好了发言稿的人。他抑扬顿挫地读起来,声如春雷,激情四射,划破大武汉上空,显示了强烈的滚动主义节奏。去年的春夏之交,在湖南娄底诗人村大会上,他与我同台朗诵了《动车!动车》这首诗,非常给力。据后来一位资深的媒体人士对我说,我们的声音让正在温州现场救灾的温总理听到了。还说给遇难者的赔款从每人五十万元增加到了七十万元,云云。果如此,则诗歌真是时代之强音了。
  关于这次作品研讨会,应是武汉民刊《地下》诗人作者作品例行交流会之一。此前也召开了几个诗人的研讨会,比如杨晓阳、钱风、老潇子、南岸等,反应还很不错。近两年,围绕《地下》民刊写作的深入和扩展,一些被日常生活或其他原因麻木和遮蔽了的早期写诗的人,重新又活跃起来并纷纷写诗发表作品。出版个人诗集并以文本说话。而刘安民也是其中之一。他以在湖北出版城工作多年的身份与资源,为地下写作者提供了一个理论与实践总结的交流平台,并提出新古典主义诗歌写作主张,得到不少诗人的回应。现在,每个月举行一次的作品交流会,算是把武汉民间诗人都聚集在一起儿来了。
  至于研讨会的情况,我觉得还是比预想的好。虽然,我邀请了一些诗人没有到场,但大部分还是来了。而且有六零后七零后和八零后不同时期的诗人。我在出版城现场排版快印了二十本样书。交流会结束后,杨晓阳提议每人购买冯楚诗集一本。老作家陈振家先生身上只有陆拾元零钱也掏了出来。我说不用了他反而生气了。这个细节让我记忆犹深。大家对我的作品进行了中肯的评价。我原先是想在本书正式出版时,搞一个祭祀屈原的纪念诗会活动,邀请全国的一些诗人参与,但这要牵涉到经费太多的问题,还是取消了这一想法。晚上,我本来想用书款请各位聚在一起吃个饭的,但杨晓阳说还是免了吧。

  刘彦均:您的家乡是湖北吧?您喜欢湖北吗?
  冯楚:一般写诗的人都知道我是湖北人。不过在外混的时间长了,湖北反而在生活中常常沉入了记忆的河底。如果不是来自故乡的那些纠结不清的身份问题,比如办理各种证件及家族认同,我几乎都在与遗忘故乡作抗争。对故乡是爱恨交加的冲突与磨合的过程。
  从少年当兵出走之后,我在出生地呆的时间不多,比如在湖北阳新,我基本上是匆匆过客,而在其他城市或外省,如咸宁、黄石、武汉、襄阳、十堰,河南洛阳、漯河、郑州等地,我却呆了较长时间。在十堰的武当山太阳坡,我呆了三年,在此修筑铁路工程,很少回老家。寒冬腊月工地放假了,就我和一个老看护工围在煤炉旁看大雪封门,看大山上的风吹开梅花与野兽的叫欢。而老人与我谈女人的事,唱十八摸及母亲的苦父亲的难儿子的累……我就读书和思考,其中一本美国作家贝娄的小说《赫索格》被我翻烂了。长诗《一个人的祖国》之雏形就是在那儿完成的。所以,十堰的《原野》文学杂志专访我,我感到很亲切。这种亲切或许就是湖北的一种亲切吧。那里有我重要的一段人生历程。虽然我一直多在路上,在没有尽头的漂泊中,湖北有时不免渐行渐远了。但又不时地浮现于记忆中。
  九六年,我南下广州,其中有六年时间未能返乡过年。在这样折腾日子里,我把自已的身份都完全弄没了。一九八七年,惟一能证明我在体制内服务过的军人退伍证被人偷走了,一九九零年,能证明我在大学里混过的大学毕业证也被取消了,二零零零年,至少还能说明我是一个农民的农村户口薄被免除了,二零零三年,惟一能指明我叫什么名的个人身份证又被作废了。而回乡无非就是申请和补办这些证件,以免被不断地作为黑人口而受到城管的起诉和制裁。零八年的清明节,我最后一次回乡办理迁出外省户口手续,我有身份证却无户口,需要本地派出所证明。派出所那位同志有些不耐烦地训斥我“你混了这多年连个户口都混没了,还有啥资格回家摆谱呢?”。这话切中要害。真是悲催啊!
  其中的细节,我后来写成了一个随笔《回乡札记》,发在天涯社区短文故乡论坛,就引出了后面自由的奴隶诸多话题。令人感慨当下,不舍忆往了。一个没有有效身份证的国民,却在没有故乡的祖国流亡了二十年了。如果说北岛是怀揣爱国主义在国外自由流亡了二十年(当下官方文学正在为他举行二十年回归诗歌纪念特辑),而我则是在没有自由的国土上,怀揣自由主义而行尸走肉二十年了。这一点,我总觉得比北岛自豪不少。至少,在这二十年的自我流亡中,我更真实地认识了我的祖国。我是真的爱上了我的祖国。今年,我的故乡仙岛湖冯志德湾要修新祠堂,上面的横匾要我题名,我就写了“德归望族”。我还有一个愿望是为家乡写一个类似于《瓦尔登湖》之类的作品,以赞美我的故乡那一片远离我的自由主义的土地。以祭奠我那些过上了温饱生活,却又陷入了精神苦闷的乡土之灵魂。

最新评论

回复 冷巉 发表于 2012-5-27 14:59:45
  “诗人是背负时代的耻辱而求诸精神荣耀的人”

  刘彦均:您最爱谁?您现在的生活情况?
  冯楚:这个话要回答得令各方满意还是挺难的。我还是实话实说,我最爱的人是我自已了。这一点还是有相当的证据来证明我自已。如果这是很自私的说法,我宁可患自私之罪而不求所谓伪崇高的说法。正如那个范跑跑因说出了真话而受到道德威权主义的起诉。爱一个人首先是爱自已。这个说法是自由主义者的真切经验了。我在多次的个人波折与苦痛中,更加深了这一人性的认识。但这并非说舍己救人或舍生取义就不值得推崇。并且这个与“最爱自已”并无本质冲突。也只有最爱自已的人,才有可能理性地舍出自已的生命而救世他人。因为爱自已首先就得认识自已并求诸他人。我所说的最爱自已,是人的本性存在,也是最基本的权利。那怕这个权利是很自私的,但也应当被自已的理性经验所确认。然后才超越自已。
  诗人多有自恋。没有一个诗人不比他人更爱自已的。顾城宁可杀妻也不让自已的内心世界的完整性而受到世俗他者的破坏。也只有在这样的一种理解与宽容中,认识一个人的极至与纯粹,诗歌精神才显出了伟大的灵光。我读顾城的诗莫不如此。顾城是我最眷顾的一个人。他活在人间时最孤独无助,他活在阴间也依然孤独无助。没有人能赦免他。惟有诗歌。他有罪,但这罪却加重了他诗歌的重量。我有时读顾城,一个人在哭没有人能听见。我以前也很喜欢海子,但越往后见诸现实和人性,我就越想唾弃海子。是何原因我也说不太清了。其实,本长诗就是祭献顾城和海子的。有相当多的章节追述了他们俩的诗歌情怀。
  我现在的生活按官方的广东省幸福指数来测评的话,只能打五十分,基本上算不合格了。所以还需要努力一把。你不努力, 政‘府也会在后面用鞭子抽你,就像老婆在后面悲催你一样。 政‘府就是老婆啊!你不能跟她斗狠,而且她的目的也很明确,就是为了一个幸福的家。这叫快马加鞭争取达标,实现幸福指数,为家庭为民族复兴。 政‘府的人民美好蓝图很是吸引人的,你不想跟她走也得跟她走,没有人能够拒绝幸福指数。比如外来子女就地入学的条件指数,就有近一百个考核标准,每项标准都指明了分数审核,有一条没有达标则会影响总分数,达不到总分数是通不过入学门槛的。好在我儿子的入学问题解决了。他读的是东莞的公立小学。是广东省的一级小学。我拿着两本砖头《自由的奴隶》找到了管教育的领导,他二话没说就特批了。因这个我老婆终于承认了我的写作,在最关键的时候还是有效的。
  我是四十得子,显然晚了些,儿时的伙伴有的都抱孙子了。孙字辈的父亲不好当呀。一次,七岁的儿子因贪玩不写作业顶撞年青的虎妈,虎妈气得在地板上打滚要死不活的。我一把拎起儿子,要他下跪向妈妈道歉。我说:“妈妈好辛苦啊!她六岁就没了爸爸,十六岁高中毕业没钱上大学,一个人出来打工了。我失业好多时了又没钱收入。她一个人累死累活的挣钱养家,你我是男人都要尊重她。她才是我们的大王”。儿子却义正词严地说:“那你为什么不下跪?再要我下跪我就报警了”!。我终于跪下了。这就是我当下的生活,一个诗人的生活。如果这叫耻辱。这耻辱也是真实的。诗人是背负时代的耻辱而求诸精神荣耀的人。痛并快乐着!白岩松对全国人民说了那么多的废话。惟有这句话是有效的。

  刘彦均: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初恋,请问您的初恋现在哪里,还联系吗?
  冯楚:可能有些人一辈子都没有过初恋,至少在我看来,初恋是一个很残酷的词,不应当这样轻描淡写的说了。对于诗人更是如此。当年德国佬歌德弄了一本《少年唯特的烦恼》出来,也是因为初恋的残酷性,引发了少年的争相效仿。为殉情而走上不归路,在世界文学史上悲催出了多么耀眼的火花。而歌德更多体验到人性的最理性的部分,是因为他的非理性情感。因此德国是绝对精神的帝国就不足为怪了。我相信昌耀、海子、顾城都是因为初恋的理性的感性化,让他们的写作变成了对苦难的献身。
  我们还有初恋吗?那些过家家或者性幻象的对象,都不能叫着初恋。初恋是很明确的有着更为理性审美的行为。如果前者也叫初恋,那我的初恋就太多了。老油子李敖说过,爱你不在多/只要一点点。就不叫什么初恋。他写的那本《上山下山》情史小说,实在是一次他个人游戏女性的调侃。他六十岁大寿就有裸体粉丝女前来为他祝寿。但他到老都不及女人所爱他的真诚。胡因梦对他的弃离或许应证了中国男人本性是没有爱的。也不知爱。这种爱是神性的爱,是绝对精神因而也是自由之本。我的初恋让我思考了这些问题,我的初恋也让我有了写作的使命感。这个使命还没有完成。我的初恋就不会结束。至于这个具体的人,当然也是有的,但那已不再重要了,而且她神秘地消失在世俗生活的烟尘中。
回复 冷巉 发表于 2012-5-27 15:08:05
  刘彦均:当我第一次走进您的新浪博客,最吸引我的是《冯楚在线写作》有三十一处,这需要大量的时间。您是如何处理写作与生活的关系?家庭与写作哪个最重要? 
  冯楚:网络时代到来是我的写作理想浮出水面的开始。或者说网络时代让我的自由流亡变成了虚拟的现实。在这个世界我找到了写作表达最个体化的真实空间。我零六年是新浪网读书沙龙的版主。但有了个人博客之后,我就离开论坛而专注于博客写作。之所以设这么多的个人博客,是因为满足不同的文章发表出来。一篇文章有时新浪是发不出来的,那么就改在天涯社区发出来了。网络并非绝对自由的空间,不同的网站设置了不同的有限写作管控。后来,转向艺术方面的评论后,就很少在新浪发时评文章了。而改在其他博客。新浪博客目前以图片写作为主。带有自娱的性质。而一些政论与评论则发在艺术国际、北海空间或露天吧。反而这些小网站不引起主流注意,但流量还是不少的。有人看。不删贴。
  至于家庭或写作的孰轻孰重,我觉得都很重要,也都不重要。而关键在于生活本身就是如此。我不是专业写作以此为生计。因此,每个写作时间都是我最重要的表达诉求。不存在写作无聊的过程,因为写作抵抗虚无和现实。也融合虚无和现实。家庭本身就是我写作的基本元素,而写作当然是因为家庭问题的释放与缓和。什么时间写作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件事你非写不可,你不写就难以活着就想到去死去逃避去消亡。因此,难以想象我写作《自由的奴隶》时,那种绝世孤战的状态。当家人理解了这种疯狂的行为时,惟一能解决问题的是让他去写。并承认他的写作是家庭生活的一部分。所以,我在与家人的冲突中,可以理解她的一切痛苦与不安或烦躁唠叨。因此也接受她一切因之而来的耻辱与惩罚。在这样的理解中我更理解和尊重我的家人为我所付出的代价。
  在这里需要说明下的是,我不是所谓被老婆或者富婆包养的那种生活与写作的人。我一个人的生活开支还是能挣回来的,只是不能完全养活一个家庭。相对来说承担这方面的义务比老婆少许多。因写作不能全心投入挣钱或天天思考挣钱的问题。一个诗人必须有最基本的生活底线养活自已。至于成家结婚我的理解是双方的共同承担。而诗人或许承担得少一些。在此,我要感谢所有的诗人的家人对于一个诗人的理解与付出。惟有诗人的妻子是诗生活的本身。正是她使诗人的写作赋予了更现实的意义与活着。
  
  “只是这些与我无多大关系了”

  刘彦均:您在服兵役时就获得该集团军团政治部“理解万岁•献给我的祖国”八一征文演讲比赛一等奖章。可以就此事让我们了解一下吗?
  冯楚:是的!这是件值得自豪的事情。因为发生在青春年代。而且是最理想的年代。那是八五年的时候得的奖章与证书。在此的前一年,我参加了一次全集团军(师级)动员大会,批判一个因打架斗殴将一位战士致死的恶劣事件。一伙大城市来的兵与农村来的兵发生口角而动了刀子。大会先是让我们看了胡耀帮在老山前线慰问部队的电视演讲录像。他当时是军委主席,穿着旧式的军装,没有戴军帽,站在演讲台上演讲,因个子显得有些矮小,只露出了一个脑袋出来。但他声音洪亮,穿透力极强。最后,当他挥起双手举过头顶喊“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时,全场雷动,群情激奋,给我的印像非常深刻。随后,全团批判大会表决心开始。我第一个上台发言,发言稿洋洋洒洒近万言。全团近万人听我对这个杀死自已战友的恶劣行径义愤填膺。当时正是自卫反击战尾声,老山前线的部队还有没撤回来的。我的发言打动了所有战友,有十多次的全场鼓掌排山倒海而来。
  或许,我也是一个农村来的兵,更理解那些八十年代发生在我身边的城市青年和部队大院子弟们那种阳光灿烂的优越感。所以,我用激愤的语词来批判和诅咒了这种优越感。那些来自大山深处的老实巴脚的农村兵占了总体多数,当然为我的发言鼓掌了。记得有一句是这样的“在我们前方,还有战友在战场上流血牺牲,在我们后方,却有人把血流在杀死自已战友的身上。无耻啊无耻!这是一种罪不可恕的耻辱……”有点像闻一多《最后的演讲》的味道了。这一次我成了全团的名人。当然,有理由相信是有领导在默默想培养我成为革命队伍的骨干力量了。第二年又是全军举行爱国主义大教育。针对“亏了我一个,幸福十亿人”进行大讨论。我的征文《一个十八岁的士兵和他万岁的祖国》获得全团第一名。讲的是一个年青战士背着母亲病故的痛苦,而坚守在黄河边上参加军事演习的事迹。那次叫汜水之战。我们在黄河上架桥让炮兵部队突击过黄河抢滩登陆。演习结束后,全部队对此进行表彰总结。当时有四个营及团职机关的选手参选复赛。我得了第一名,奖的是一尊洛阳唐三彩陶瓷河豚加一枚奖牌和证书,并记连部嘉奖一次。后来,我将这个奖品赠送给了一位在另一部队当通讯兵的女同学。她转业后就进入了当地银行了。我在八十年代写得不多,仅有的一些作品包括部队的文字手稿,在八九年学运我离开武汉时,被我房东一把火烧毁了。据说是为了保我安全。
  
  刘彦均:您获世界诗人大会(美国)《世界诗人》杂志(中国)联合颁发“2002年度国际最佳汉语评论家奖”是怎么回事?
  冯楚:世界诗人大会是在美国注册的民间组织,而《世界诗人》杂志是在中国重庆诗人张智1995年创办的一份民刊。原名《世界汉语诗坛》,后来才改了《世界诗歌信使》,最后定为《世界诗人》。这份杂志开始是民刊后来也转入了当地的区级作协共同主办。这份杂志为那些想发表作品但又无法发表出来的一部分作者提供了机会。而出资征购版面是一种义务来的。所以,这份杂志坚持下来十多年了。他可能是中国民间最早一份自办与国际诗坛有交往的期刊。主要是依靠香港台湾和美国一些诗人的赞助,还有内地诗人的编务费赞助。虽然如此,这份诗刊所积累的国际民间诗人创作与交流的经验是值得信任的。
  至于,在众多以民办性质拉赞助而存活的诗报刊,并非张智一家,还有很多其他的来自所谓国际赞助的诗刊诗奖都发生了问题,比如刘丽安诗歌奖、打工诗人报、第三代诗人诗选等,多有传出主办人的丑闻与不公正。但《世界诗人》虽有批评之声,但还没有出现类似的负面影响。事实证明《世界诗人》的所有诗歌活动与出版是清白的,也是较为公正的和管理得较好的民间诗刊组织。只是他后来倾向于官方的一些诗人提名,我表示了不同看法与批评。在2000年我也赞助了二千元《世界诗人》以十个版面翻译和发表了我的一组诗《冯楚新千年诗风暴》。2001年首季刊,我成为《世界诗人》封面人物,介绍我的新诗集《地火的呐喊》出版,并获得《世界诗人》十大诗人候选人。
  2002年度,我连续在官方《诗选刊》焦点栏目发表了两篇雄文,或许是我走向诗歌批评的开始,也被《世界诗人》多有提及。最终获得他们组织评选的最佳国际汉语评论家奖。在这里,我认识了一些海外诗人的作品,这些是不曾在主流刊物上发现的诗人,成了我了解非主流诗人的国际窗口。《自由的奴隶》一些批评文章,多是在《世界诗人》杂志上了解的作品和诗人。比如台湾的邱平、香港的曾敏卓、蔡丽双、黄灿然、河南的王学忠、湖南的谭健、湖北的陈明火,及美国的威尔金森、巴西的特蕾辛卡、萨尔瓦多的卡西亚、韩国的白汉伊、印度的马诺来阮达斯、意大利的美女诗人米纳姆皮埃里等。我写的台湾老诗人邱平的一个评论,全文发在《世界诗人》杂志上。老诗人对此来信表示了极高的溢美之词,并将此文用于他的诗歌全集之序言。总体来说,《世界诗人》所颁发于我的荣誉我是信任的,而且一直保留了这一荣誉感。其他的所谓奖项我都忽略不计了。现在,这本民刊已成了所谓知识分子写作突破的民间派之集美大本营了。伊沙、韩冬、李亚伟、藏棣、西川都在此十大诗人之列。只是这些与我无多大关系了。
回复 冷巉 发表于 2012-5-27 15:13:39
  “我也准备去北京混混了”

  刘彦均:文坛“自由的奴隶”诗风暴好象是因您而起,是否可以聊聊?
  冯楚:网上写作掀起的“自由奴隶诗风暴”,也是“茶杯上的风暴”之一种吧。“茶杯上的风暴”一说来自上海民间诗人、《大陆》主编郁郁,2008年我与他有过一次长谈。他谈到了某些左派诗人所持有的一种语言上的虚拟的gé命,与现实上的行动多有出入之处。因而多有可信与不可信的选择性。2009年冬,我自费出版了《自由的奴隶》批判文集,随之投入了个人的一些全国推广活动。也伴随着向读者自我推销我的写作理念。什么自由的奴隶强登泰山,挺进东北,狂操上海,直插武汉之类,多是一些网络名词以吸引眼球。而实际上,我每到一处所受到的冷嘲热讽及内心的煎熬和劳顿之苦,非一般写书人所能体验。但我对母语的精神寄予始终是温暖的。正如诗人田禾所赠的“苦难”之诗是一种财富。
  卖书行动是从云南老诗人北海身上受到了鼓舞。因这个我还陷入一场职业诗人死亡之争。我的一哥们将老北海得罪了,老北海责罪于我。我只有向他表示理解与接受批评。街头卖书挣钱,老北海可做而我不可做。因我还不能倚老卖老赢得同情,我可以去做苦工、卖苦力。我在江南游历时,就在诗人风的手下做了二个月的苦力的。但在全国行动中,我得到的比付出的多。其中,文本的意义与作用是毁誉参半。而对实际的承担诗人批评,则多有肯定之声。《自由的奴隶》这个书名也多有招眼球之处。梁文道在铿锵三人谈中提到过一句,我并不知晓,是我老婆的一个同事听到了这个节目,就兴奋地打电话告诉她了。电视人真牛逼啊!难怪余秋雨占着凤凰不拉屎了。随之,在上海与《活塞》主编徐慢的对话中,终于遇到留美的诗人雨文周自购了二十套,《自由的奴隶》也暗渡陈仓进入了美国。在美国的一家图书馆上架了。此应是自由奴隶的一次高潮吧。
  在此,我要感谢那些宽容与批评过我的接待过我的读者朋友们。特别在此感谢湖北的田禾、杨纯华、车延高及《地下》写作群落的哥们,东北的李琦、王勇、鲁新平、李秀珊张洪波等,上海的徐慢、雨文周、风、管党生、陈傻子、税剑、小鱼儿、冰客、叶子、刀歹等,山东的王德席、卜一、鲁西狂徒、微紫、李秀峰、旭海等,广州的黄礼孩、粥样、东荡子、菱子、野牛等,深圳的黄吴、杜应红、吴味、农夫、李晓明、袁子dàn 、张博凯、张洛宁、杨坚、楚中剑等,香港的梁文道、曾敏卓等,惠洲的江湖海、吴晓、缪佩轩等,北京的俞心樵、崔健、季风、吴震寰、王楚禹、照定、黑大春、库雪明等,成都有的稚夫、刘琼、云南的李镜泷、阿门等,贵阳的哑默、王强、彭天朗、土哥、侠哥等,北海的龙俊、水古、淖月、文青等,宝鸡的《阵地》及诗人秦舟、白麟等,东莞的雷激、杨咏红、王和文及所有东莞写诗的哥们妹们。他们才是《自由的奴隶》的救赎者。

  刘彦均:“中国非bàolì不合作草民写作行动”现在进行的如何?
  冯楚:这只是一个写作概念而非行动组织,而且永远只有我一个人。在此必须说明的是这并非是一种策略性的选择,而是我fǎn对所有的以集权组织的写作名义强制一种权利。草民写作也有提法,如海南的李少君就提过什么草根写作并以柏桦杨键雷平阳为代表性人物,倡导大唐诗意的回归,还与林贤治有过一场和谐草民与自由精英的口水战。主要是后来草根不提了,又去提红颜写作了。我对草民行动的理解,主要是在生活意义上而非诗学意义,比如自然生活与自然伦理的对应即天人合一的融合。我在对田禾的一首《草民》诗之评论中,对此有比较深入的评述。其本质核心价值是自然性与人性的统一即天道伦回的美学观念。
  非bàolì不合作并非西方理性精神所独有,比如古典哲学的苏格拉底与现代哲学的梭罗,前者更具人文精神,后者更具科学理性。梭罗在隐居瓦尔登湖写作时,发现了当地居民的自然生活与理性精神的不协调,及当地 政‘府对立法的不公正与强制性,因此率先提出个人有权不服从不合作的主张。他因此被拘留一个月。出来他更明确了自已的理念,并离开瓦尔登湖地区去各地游历并推广自已的理念。终于影响了一个世纪特别是东方非民主制亚非拉 国‘家如印度、南非等,甘地将梭罗的理念视为争取独立写作的治国纲领xìng文献,而南非的曼德拉等,多以非bàolì不合作的思想赢得了民族的自由独立与尊严。
  我国自五四期间就有主张,在中国也多有知识分子介入的,比如第三条道路主张,但这不是庞清明所构建的诗学第三条道路。对主流文化的自觉防范与不合作,是公民诗人表现独立精神的一种方式。比如诗人北海的写作、典裘沽酒的写作、吾同树的写作、郁郁的写作、陈傻子的写作、凡斯的写作、古河的写作、孟祥忠的写作等,都有这些特征,但风、曾德旷、小招和无聊人的写作就不是,他们有明显的主动挑战和抵抗主流文化的行动。非bàolì不合作来自非自由体制 国‘家的阐释,最早周伦右的非非主义界述了体制内与体制外的分野,还在坚持这一写作理念的如张修林、钱刚等人。他们也是这一概念的行动践行者。
  而作为具有明显的行动纲领与写作同盟的是独L中文笔会,也是非bàolì不合作写作的这一范畴,只是他们更倾向于一种同盟意志。近年来,随着自由主义在中国与权力资本的强有力结盟,形成了这一概念的主体性写作即个体自由精神,强化 国‘家精英意识与民主政治的融合。以《南方周末》为集营的批评家和诗人如林贤治、谢有顺、陈朝华、杨子、马莉夫妇、拉家渡、黄礼孩、浪子、凌越等,越来越显示其对主流话语权的强烈奢好与控制力。华语传媒文学大奖则成为他承担这一行动的有效工具。
  而我的草民写作行动不具有以上的特性是,我永远都是一个人在坚守。而且不仅限于诗歌批评,还有对当代艺术界入诗歌的整合行动。诗行为艺术是我们重新阐释非bàolì不合作的一个途径。今年,我成立了个人生态诗歌艺术工作室。将过去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东西,转为一种实在的与现实进行调和的可能性。我会在下一步的写作推广中,将生态诗歌作为草民写作的一个具体介入。最近我会在深圳的一个官方学术论坛已邀请我去讲一下诗歌,我会讲一讲垃圾派与生态诗歌的问题,介绍珠三角的民刊写作现状。我不再介意是官方还是民间,但我的非bàolì不合作理念还会讲, 政‘府给多少宽度我就讲多少宽度。

  刘彦均:如何理解“批评家冯楚”?
  冯楚:一带“家”就有些不自然了。不过,近年有人这样喊我,我也不觉脸红了。这种提法也是发明了中国首位在飞机上打飞机的第一装逼诗人农夫的语言示范蛊惑的结果。自从批判了他《情色波普诗歌gé命》之后,他带着我到处去见他所认为要见的美女们,一介绍就是“这是中国当代最牛逼的一剑封喉的批判家冯楚”。然后,美女们一拥而上“哇塞,楚哥好帅也!”。我也就名正言顺的当起了批评家来了。“不,是批判家”。农夫会更正。批评家太俗了,可以随便捞起一箩筐来。我理解的批评家就是如此。《诗歌与人》的黄礼孩前年编了一个《中国当代十大批评家》,但上面的人物都是官方主流诗刊天天发表的名字了。民刊还有必要重复这样去做吗?这是在浪费民刊资源了。黄礼孩早期是有贡献的,但后期制作却做了很多重复和浪费诗人名声的工作。他有些迷失了。但这是可以理解的。所谓天堂就是天朝啊。现在的北京就是诗人们的天堂的过客了。我也准备去北京混混了。连无聊人都去了,我还等啥?
回复 冷巉 发表于 2012-5-27 15:17:39
  “诗歌早已超越了那个时代的神话与神权”

  刘彦均:您如何看待“网络诗歌写作”?
  冯楚:它是人类自由理想付诸现实行动的产物,因此也具有了自由主义本身的终级意义。西方以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人类生活创造性科学实践,为各种人性的自由权利与欲望扩张提供了平台。但东方的自然观念与价值却一直还在坚持本质的人性。二者不可调和但又殊途同归。因此,网络写作是诗人走向自由而又毁于自由的荒诞诗意之彰现。对于我个人的体验莫不如此。在去年的浙江横店影视城《中国民间网络精英论坛》上,我主讲的《马化腾给乔布斯提鞋的可能性》中提到网络写作的意义与状态,对中国人的思维观念的转变,对权力的解构与重新集合,都有很细致的分析与评价。

  刘彦均:“86大展”的辉煌已成为历史,您认为以后的诗坛还会有这种奇迹出现吗?
  冯楚:你不觉得当下就是大展的复活吗?我们天天都在搞诗歌大展,而且比徐敬亚的那个86年更加气势冲天,每天出来的诗集诗报诗刊,可以淹死一个徐敬亚和孟浪了。事实上,他们俩真的被淹没了。徐敬亚已经写不出一首诗来,倒是他的夫人越来越生猛了。孟浪在香港喝着红酒,咏出来的并非诗也。广东是中国诗歌大省来的。黄礼孩的诗歌作坊出诗集现在是流水线作业,精装产品源源不断,非常及时有效,名闻海内外。诗歌早已超越了那个时代的神话与神权。有道是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下史。
  徐敬亚说过耻辱,也说过,对于那个八十年代,今天我们活着的每一次发声,都是对那个时代的应证。我们要怀感恩。但是感恩谁?他没有说出来。感恩那个耻辱的时代吗?诗人只有不断地越过历史经验,才有可能承担具体的诗歌的终极意义。那仍然还是自由。如果说我们还渴望一个诗歌的神话复活,那也只能是自由的复活。事实上,我们从来就没有过自由神话。这才是每个汉语诗人所面临的命运的悲哀。如果我们不抗争不争取的话。

  刘彦均:当我读到您的诗《母亲在割草》时,泪流满面,诗歌的魅力在此得到了升华。由此您是否有话要对现当代的作者或读者说的?谢谢。附:

  《母亲在割草》

  作者:冯楚

  六十岁的母亲在地头上割草
  她戴着一顶旧草帽
  她弓身90度靠近土地
  她的脸快贴到了镰刀
  我想为她写一首诗
  我想到了面朝黄土背朝天这个词
  我想到了皇天后土这个词
  我感到母亲比我幸福
  太阳还没有下山

  太阳还老高老高地照着母亲的背影
  可是我还没有写完这首诗
  我这一辈子也写不完这首诗

  冯楚:是的!感恩母亲给了我这首诗的生命。真正的诗是有生命的。是有七情六欲的,是你想拆散她也会流血流泪的。海德格尔说,语言破碎之后空无一物。但一首诗破碎之后,会留下一些骨头与一滩血迹。这是母语所凝结成的诗歌,在终极意义上的命运。我写这首诗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母亲比我幸福。在这样的一种语境中,母亲的精神意志升华为一种神祢,一种精神的辽远与博大。她是一个人的祖国的高度的个体呈现。
  上月我回乡探望多病的母亲,母亲第一次坦然脱下了她的上衣,让我给她擦身子。我看到了母亲那已经萎缩的身体,干瘪的乳房,老化的骨胳,我感受到莫大的震撼。我说“老妈,你从一个美丽少女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我好伤心啊!”母亲回答:“我不是命不如人,而是身体不如人”。母亲惟有痛苦的时候想到自已的肉身,因惟一肉身承担着毁灭与腐朽。她担当着这一切尘世的苦难,却把惟一的精神的完整愉悦诉诸他人。惟在精神的纯粹中将美好的爱付与他人。这是我对一位基督徒母亲的生命思考。
  具体来说,东方文化的审美情结,多在母爱的自然宽厚良善坚韧和对生命的怜爱。这首诗最早被杨克的《2005年度中国新诗年鉴》所收入。它在诗学意义上更接近于诗人的审美吧!今天,我要对那些成批移民海外的中国官员和富人子弟们说,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背离自已的祖国,背离我们的母语。所有人类的善与悲悯源于我们的母亲承担的历史文化之源头。不要弃离我们苦难的母亲。尊重母语就是尊重自已的生命终极价值。本诗也是写给母亲的,在长诗中还有很多关于母亲的生命对话。此诗只是一个小节。

  刘彦均:您的多首诗都表现了强烈的政治意志诉求及矛盾与反思。请问您是体制内的人吗?为什么?
  冯楚:我一直自称为左派诗人,倾向于诗歌对现实的直接干预。因此如果说政治语体是非诗的话,那么,非诗的诗体诞生其实也是对传统诗的一种超越。帕斯早就对反诗运动已有定论,并影响诸多中国当代诗派的流行与冲突。现代文明就是政治文明,现代生活也离不开政治形态的介入。所以,诗歌对政治行为的关注或者表现的权利诉求,也是生活日常形态的一部分,并没有所谓诗只关注人文现象而非政治现象割裂。
  自由与非自由的对抗,或自由与反自由,或自由与逃避自由,是个体与社会,内心与外表,自然与主观等行为活动,就构成了体制内外的融合与冲突。在体制内的人,并非比体制外的人享有更多自由,也并非体制外的人就比体制内的人享有自由的优越性。社会文化形态决定了中国这一体制的产生,它是历史性的也是现实存在的。所以,没有纯粹的所谓体制内和体制外的诗歌写作划分。这是我的基本判断与立场。但我个人比较倾向于“所有的诗人作家都明显带有左派的性质与倾向”。这是洛夫讲的。我赞同这个观点。
回复 冷巉 发表于 2012-5-27 15:21:26
  “在这里我们仍然讲的是汉语”

  刘彦均:很多成名的也基本是这体制内的有 政‘府供给补贴的产物,官刊又有 政‘府支持,而当今民刊又如春风之势席卷大地,可以请冯楚先生就这方面谈谈个人看法,并点评一下当今民刊的生存之路及意义吗?谢谢。
  冯楚:这一点越来越不好说清楚了。官刊与民刊的性质,如果对诗歌写作的价值定义基本不变的话,那就没有明确区分的必要了。事实上,当下的很多民刊有时比官刊更官刊了,因为无法或自觉的拒绝市场行为。民刊通过民营企业家之赞助,而很多官刊也要企业行为赞助,双方都在抢收市场资源。这一点官刊与民刊在生存策略上基本相似,没有谁比谁更优越了。比如北京的地产大佬黄怒波抢占的是北大的诗歌资源,以此舍得投入,也就成了 国‘家文化行为了。而武汉的地产大佬阎志同志雄括《中国诗歌》打出的广告是拒绝任何赞助,他自已出钱养了一帮诗人编著。
  而鲁迅奖多也是民营企业赞助,李嘉诚花下去五百万人民币。这些民营大亨为何如此热心投资诗歌事业?无非是彰现了一种 国‘家文化行动,而不是在彰现所谓的诗歌。不要担心民刊生存之问题,钱最终不是问题,而是看民刊专注的是诗歌还是其他。其实,诗歌写作没一分钱投入也能印诗集。过去很多个人诗集都是这样印出来的。我记得湖南的诗人谭健就是将家里的一头猪买了才圆了出诗集的梦。你现在再让他出一分钱印诗集,他也不会这样做了。同样,你黄怒波投一百个亿出来奖励当下的北大写诗,也奖不出一个伟大诗人出来了。《地下》创刊时也是每个编委出一点钱出来印的。如果想印得更好一些或者美观一些,那就要多出一点钱来印。冯楚就拉了一个商人出了点小钱。但多少也是钱来的。广东大多数诗刊都是民营企业投入。国有企业也只是对口文联作协之类。民营资本支持 国‘家文化行为当然会有高度回报,但国有企业有否对民间文化的投入和支持的?这才是民刊发展问题的关键。

  刘彦均:您认为在东莞的梦呓与您的漂泊能否成正比?为什么?
  冯楚:哈哈。东莞的梦呓,想来的确是不浪漫的浪漫了。现在叫酷毙。因我在东莞的工作现场多与酒店娱乐业有关。而且与台湾的情色文化直接对接,其实台湾的民主社会也是情色生活的反映。情与色是人性最基本的原色。所以,自由资本主义并不拒绝情色,并实现最大的自由化。人性在此得到最大化的艺术扩张。这是民主政治下的特点。相对来说,东莞也纳入了这一消费的狂欢之中。因此,我早期的诗歌理想与此发生强烈的冲突,由此生发了对人性的多元化的思考。这是我开始介入物化自由社会异化下的现实,表达另一种诗歌批评的思考。
  梦呓与漂泊并不构成实际逻辑性,有的人在梦想漂泊比如梦游之类,但有的人是现实的漂泊。漂泊并不一定能出诗意,但诗意一定是在心灵的漂泊世界里闪现出来。对自由的渴望与深入,使每一次漂泊也变成了梦游了。这就是我在东莞十年的梦呓所在。我对这里的一切是感受至深的。实际上,我在东莞所处的环境已经稳定下来,《自由的奴隶》在此完成,其他的一些思想文章也有不少尚在整理汇集中,漂泊也只是精神上的一种在路上的状态。我的日常生活在此演绎着一个时代的镜像,中国农民从乡村走向城市,又从城市走向乡村的精神与肉体的折腾与流浪。这是最基本的。我骂过东莞,我越是骂得凶,她越是爱我,她内在的精神血液与我远在千里的故土是一样的。在这里我们仍然讲的是汉语。

  刘彦均:罗伦培登在他“改教先导马丁•路德传记《这是我的立场》”里有过这样一段话:阴险的精灵最会发动风景、洪水和瘟疫,并且会诱人犯罪和叫人染上精神病。请问您如何来理解这段话?如果是您,会用什么样的文字来代替?
  冯楚:“我有一个梦想”。这成为美国历代总统的上任台词了。奥巴马就任时我看了全程电视直播。我流下了热泪。或许,人最高贵的部分和渴望,就是看到自由在身边的呈现。那些一生贫贱的人获得了自由的礼赞。美国文化多有创造性的将人的自由赋于崇高的意义与价值。为此不惜担当各种骂名与风险去承担对人权的战争与救赎。以世界的良知正义自由为 国‘家文化标识。在这一过程中自然也动用了各种以暴制暴的行动。但美国理想对人性的定义无疑是最具说服力和吸引力的自由召唤。为此,世界各地的精英学子或骗子魔鬼纷纷投入美国自由世界以成就人性的最大意义。马丁路德的这段话,正好以诗意的语境澄明了自由的精灵所表现的另一面,没有理性节制的自由,必然也毁灭了自由。
  这难道不是对美国的 国‘家自由主义的一种验证吗?一位基督徒的热情必然也燃烧着生命的全部信仰,他对上帝的呈现就是在不断的质疑人的自由意义中获得自由。而对一个诗人,显然这样的激情更带着一股山洪式的突破欲望,他想摧毁一切而重建新的世界。诗更带着灵性的感受,因此也更容易走向绝对的自由。如此将毁灭自身。因此诗人面对自身必然有双重的选择能力,在诗与思的平静世界,才能获得更为持久的语言智慧而保持灵魂的完整性。海德格尔说,“人当诗意栖居在大地上。”这个诗意或许就是对阿诺德的“诗歌拯救世界”一个答案。但如何诗意地栖居?显然不仅仅是东方的自然的人伦和界入禅意的世界,恰恰相反的是这都不是诗意栖居。在我看来就是“我有一个梦想”。是人的完整性与理性世界的统一。所以,你上面提到的这段话,启示了我们所在的处境,人类必然要回到信仰的世界。唯有信仰拯救我们自身。
回复 冷巉 发表于 2012-5-27 15:38:59
  刘彦均:谢谢冯楚先生的认真而富有诗意的回答,我们受益非浅,你是一个很有意思很有宽度的批评家和诗人。只是我们《原野》文学是一个地方性民刊,加之本人的学识境界远没有你所及的思想和人文高度,但我们是很有诚意的,通过对野牛、李亚伟及武汉地下诗人作品的一个了解与对话,也加深了我们对办好《原野》文学的信心。再次感谢冯楚先生。祝愿您全家幸福平安健康。也祝愿《一个人的祖国》走得更远。
  冯楚:谢谢你的理解和大度,让我一个人讲了这么多。在冥冥之中万事万物会有一种神秘的因果联系与我们相遇或擦肩而过。我们捕捉到了她或是发现了她,这就是一种诗意栖居。《原野》文学对我的专访正是如此。谁会能想到二十年后,我的精神之马在十堰人社区获得奇遇原野的青睐。而《原野》是一个富于大地生命宽广意义的名字。她与一个人的祖国是如此契合了一种自由精神。因此,我或许拒绝人民文学那种东西,但我决不拒绝自由的原野。让我们一起分享我们内心写作的快乐。

      2012年5月26日星期六

  附:
  【冯楚创作简历】:冯楚,又名冯方东、冯向东,一九六五年生于湖北阳新,诗人、人文艺术批评家和诗歌活动家,沈阳大学文化传媒学院客座教授,央视网先锋中国频道深圳特约评论员,中国武汉非主流文本《地下》总主持。一生致力于中国农民自由思想及其文化艺术的创作批评研究和实践,倡导非主流、非暴力不合作的边缘化独立写作理念。现居东莞市东城区。
  一九八三年入伍,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55096部队服役。一九八七年退役,进入武汉大学分校(江汉大学中文系)学习,一九九一年,在武汉铁路工程公司担任工地安全宣传员,一九九七年南下广东打工至今。业余时间坚持诗歌的批评与创作。2012年创立个人生态诗歌艺术工作室。近年主要潜心于生态诗歌与环保为课题的批评与发掘,先后在全国各地民间游历并演讲。
  主要著作及文本有《自由的奴隶》批判文集、《时政杂文集》、《思想随笔集》、《艺术评论集》、跨世纪长诗《一个人的祖国》等。曾获55096部队“理解万岁”征文大奖赛(1985年)一等奖章,世界诗人大会(美国)《世界诗人》杂志(中国)(2003)颁发的“2002年度最佳国际汉语评论家”奖。2010年度获中国武汉非主流文本《地下》诗奖。

  【刘彦均】:刘彦均(冷巉,本丽,长月),白羊座蛇人。一个游荡在文字边缘的无聊人,后来者。主张新风尚、高素质的理念、传统的哲学思想,开放的文化氛围。05年底触及网络06年开始习文断字,《原野》文学主编,主编《“十堰人”诗丛》、《2008奥运诗选》编委。现居十堰。
  著有诗集《冷巉诗雨》、《音符》。散文集《空心织网纹》诗歌集《背影的囚徒》期盼赞助等待出版。

回复 古叶 发表于 2012-5-27 16:05:40
“我有一个梦想”,祝贺刘姐姐又完成一篇访谈。
回复 冷巉 发表于 2012-5-27 16:18:17
中国当代最牛逼的一剑封喉的批判家 冯楚访谈 十堰人社区首发,新浪博客转载。
回复 小不点 发表于 2012-5-27 17:17:27
不是太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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